孔子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外一直受到尊崇,《论语》翻译从未停歇。作为中国的经典代表之作,“《论语》在明清之际就开始由来中国传教的西方耶稣会士译成西方语言。n(1]34自1691年以来的几个世纪,陆续有多个传教士将《论语》翻译成不同语种译本,如马歇曼、马礼逊和柯大卫。第一个翻译《论语》,且其译作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理雅阁(JamesLegge,1814年一1897年)。他所翻译的《四书》在香港出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名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此后也有多个西方学者翻译过《论语》,较著名的有韦利(Arthur Waley,1938年)、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906年),庞德(EzraPound,1951年)等,国内学者有辜鸿铭,林语堂等。英国新教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年一1935年)于1906年在中国温州翻译了《论语》,于1910年在纽约出版,在此基础上他的女儿再进行了编译,并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苏慧廉承袭理雅阁翻译中国经典的态度,宣扬尊崇儒学传统和孔子思想,以此为基础翻译《论语》。但在苏慧廉的其他著述中,例如《中国传教纪事》( A Mission in China ) ,(中国三大宗教》( 77ieThree Religions of China),其宗教思想和对中国儒道释思想的态度均表明了他是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其身份决定了他对《论语》的翻译隐有基督教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他者的翻译。
一、《论语》关键词的核心思想及译者翻译理据
孔子处在重视“礼”的春秋时代,但据学者杨伯峻统计,论语中“礼”出现了75次,而“仁”却出现了109次。“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根据国内学界普遍共识,“仁”在《论语》中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仁”在《论语》中有时候指的是“仁”本身,有时候指的是“仁人”,杨伯峻将“仁”本身理解为“忠恕”。他认为仁的消极面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理雅阁在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里的《论语》翻译中,主要用的这么几个词翻译“仁”:1. Benevolent actions, Abenevolent man;2. Virtue,(与此相近的有true virtue, truly virtuous, virtuous manners, truly virtuous man, Perfect街virtues或virtues, The virtues, Act virtuously; The man of perfect virtue;3. thegood;4. humanity’s. what men.
理雅阁多把“仁”译作Benevolence和Virtue。在西方英语国家,benevolence被理解为仁爱、慈善、乐善好施。这在西方也是一个心理学专业词汇,美国学者安乐哲由此从社会学领域的利他主义来理解理雅阁的翻译。认为利他主义意指无私地为人服务。这种自我牺牲暗含了一种独立于他者而存在的自我观念。他认为这种译法将“仁”的“自我实现意蕴转变成自我克制”。理雅阁另外一种较普遍的译法是virtue,在这一个层面上,“仁”的含义是和“智”、“勇”等品德相并的,这是一种较普遍的美德。而当译作benevolence时,“仁”是一种更高尚、更特殊的美德。从宗教哲学来看,benevolence也是宗教中的词汇,它表达的意思是不求从对方获得任何利益,而无私地提供帮助。
英国在华新教传教士苏慧廉推崇并承袭了理雅阁对中国儒家经典中核心思想的理解,但并不完全套入理雅阁的翻译。他在自己的译文中体现的是自己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和解释。苏慧廉自身早年所处宗教环境、认知模式和生活阅历影响了他的《论语》翻译的最终面貌。苏慧廉的译文中对关键词的翻译要更加开放自由,但仍然带有作为一个新教传教士身份的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色彩。
如果把理雅阁有关virtue的表达算作一种,那么他对“仁”有4种译法,而苏慧廉则有12种。除了有些地方沿袭理雅阁的译法,在多处理雅阁译作“virtue”的地方苏慧廉均有自己的新的解释和译法。以(论语》中第一次出现“仁”的章节为例。
(1)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苏译文:The true philosopher devotes himself to the fundamentalc, for when those have been established right courses naturally evolve; and are not filial devotion and respect for elder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unselfish life
与理雅阁翻译的all benevolent actions完全不同,苏慧廉将这里的“仁”理解为“不自私的生活”。这与自我修养道德最高价值的体现和实现的“仁”的本意并不贴切,但它传达了西方哲学社会和道德准则中的文化含义。在另一章节中这种翻译更为明显:
(2)宰我问日:“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日:“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闰也。”
苏慧廉将(2)中第一个仁者译成an altnvst(利他主义者),第二个沿用理雅阁的译法用a man(而非benevolent man或Vlrtllous man)。在这里,苏慧廉的翻译更加显性地体现了他的西方哲学思维。
如果说译者对“仁”字的翻译还不能很明显地显现他们的翻译动机和策略,那么对“神”、“天”等明显涉及儒家神学宗教观念和天命观的关键词的翻译则直接反应出译者的隐藏其中的个人因素,即理雅阁和苏慧廉均以传教士和汉学家双重身份承担翻译角色,译文中不可避免地带人基督教宗教色彩以及译者对他者儒家文化的解读和态度。例如:
(3)子谓仲弓,日:“犁牛之子辞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苏译文:The Master speaking of Clung Kung said;‘If the off-spring of a brindled ox be ruddy and clean一horned , although men may not wish to use it, would the gods of the hills and streams rejectits’
(4)中“11-f川”指的是山川之神,苏慧廉译作the gods of the hills and streams,理雅阁译成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理雅阁用spirits来指中国文化中的各种事物的神灵,而苏慧廉直接用god的复数形式来翻译中国的神灵,有着更加浓厚的基督教义色彩。在两位译者的译文中有着很多不同之处,这些翻译当然也有着当时来华传教士的传教背景等历史原因,在此不做深人讨论。
二、译者的宗教思想在译本中的体现
任何译者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都力求客观公正地翻译原著的真正涵义,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盛行的“原著中心说”,然而“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会因不同的情况而做出种种考虑”,“这些考虑跟原著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译者和译人语的文化有更直接的关系。
理雅阁和苏慧廉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其汉学研究水平在东西方均被广泛认可和赞誉。然而在面对(论语》翻译时,他们作为一名传教士和虔诚的基督教徒,其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及其基于西方译人语受众的考虑,使他们的译文虽力求忠实公正,但仍有隐晦的基督教色彩隐含其中。
(一)对孔子的评价
理雅阁曾经说过:“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篇言的诊注者和解释者。过去,它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祟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这段话似乎表明理雅阁要以国际人文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想来向西方诊释儒学传统。然而在他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前言中长达巧页的对孔子的评价却有些负面。“有几条批评与基督教视角相关:如批评孔子谈‘天’而不言‘上帝’,在宗教观上走下坡路;二是指责孔子提倡鬼神而远之,只重世俗而不关心来世,等等。在绪论中,理雅阁这样评论孔子:“我长期研究他的为人和学说,但不能认为他是伟大的人。他比同时代的官员和士子高明,但未超前于他的时代。他没能发明他比同时代的官员和士子高明,但并未超前于他的时代。他没能发明任何普世关心的问题,没有推进宗教信仰,不同情进步。他发挥过很好的影响,但这影响就要减小。我认为,这个国家对他的信仰很快就会大面积消失。’
《论语》中关键词“神”一共出现六次,理雅阁一概用“Sprit或“spiritual beings”而非直接用网或gods来翻译。这并不表示理雅阁认为中国的神与西方的上帝没关系,他从多方文献中找到证据,深信中国的神便是西方的上帝。他认为中国祭拜的多方神灵统一附属于西方的上帝。他依然相信中国儒家学说中的神还是从属于西方基督教的。
虽然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阁有义务和责任将中国儒学传统和孔子形象客观公正地译介到西方世界,然而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本身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无法改变的基督教思想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法摒弃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把自己的基督教思想加人到中国儒家思想中以给予“帮助”和“完善”。
苏慧廉在他的《论语》(1910年)译文的绪论中对中国古代史、儒家思想以及孔子作了详尽的介绍,并表明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他指出自己作为译者,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收益颇多,学到了中国经典中的精华。他这样论述自己翻译的感受:“几个月以来,我都和一位中国最伟大的君子相处,他陪伴着我不断完善我的性格,我再次发现了他富于格言的论述。在经过20年的忽视之后,这些格言从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揭示了人类的高贵,也更好地显现了永恒的基督真理的精髓。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慧廉是尊重和推崇中国儒家文化的,并利用儒家文化宣扬基督教思想。这样看来仿佛在苏慧廉眼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宗教思想是平等共存的,其实不然。以关键词“神”的翻译为例,6处出现“神”字的地方苏慧廉有两处是译作spirits ( 8. 21) (11. 12 ),两处分别译作the spirits of the departed ( 6. 22 ),spirits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另外两处是译作the gods ( 3.12)和supernatural ( 7. 21).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两种翻译,很显然,god一词明显带有基督教教义思想色彩。苏慧廉用的是gods而非God或者Gods,说明苏慧廉认为孔子所言之神并非是基督教中那个唯一的上帝,而是中国君主祭拜的各种神灵。
(二)对基督教和儒学传统地位和作用的评价
和理雅阁在他的译作绪论中体现的对中国儒学的态度一样,苏慧廉在他的译作和其他著作中均有多出明显或隐晦地提到了自己对儒学所持的真正态度。在(中国传教纪事》( A Mission in China) (1907年)中,苏慧廉专门讲述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发展以及他的认识。在解释儒教时,他认为:古代的儒教承认一个被称作“神”、“帝”或者称作“上帝”的超人存在。他也被称作非人格的上天。上帝或天,只能由皇帝即天子去祭祀;到了圣子耶稣时代,他们才可能真正意识到,他们也是天父的儿子,与皇帝享有平等的权力。(9]238苏慧廉认为在皇家祭祀活动中没有偶像崇拜,因为没有设置任何孔子的塑像或“神座”,但却并不是一神的。对孔子来说,需祭拜的有各路普通神灵(gods)和自己的祖先(the spirits of the parted)。他甚至认为儒学如此多神祭祀,以至于如果在祭祀对象里加入耶稣基督都是可被接受的。苏慧廉不仅用基督教思想来解释孔子儒学中的一些关于神灵的学说,而且举例证明基督教是优于儒学思想的,儒学必须依靠基督教的拯救才能存活和延续。他认为中国如此多神崇拜,但在最危难时刻还是为求助于“他们所不知道的天父”,如果没有基督教,中国儒家神学体系“不堪一击,必将坍塌”。
如果说这是苏慧廉早期对儒学的态度,那么在他1910年再译《论语》时,他对儒学与西方基督教哲学的比较并无多大改变。在《论语》再译本的导论中,苏慧廉虽然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相比是深刻和优秀的,但是在后面的论述中,苏慧廉均用God和Heaven来表达儒家中神学论述,并且指出中国儒家思想依然是和基督教教义思想相联系的。可见苏慧廉作为一名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的目的并不是要宣传中国儒家思想,而是宣扬自己的基督教思想。
结语
不论是理雅阁还是苏慧廉,他们尽管表面上尊崇儒家学说和孔子,但翻译《论语》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宣扬中国儒家经典思想,他们翻译时有着自己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独特视觉和切人点。(论语》中关键词“仁”“神”等究竟如何译,在于译者如何理解儒家的仁学思想,以及儒家到底是一神崇拜还是多神祟拜,而这些都是有着宗教知识背景的传教士译者异常关注的问题。作为有着深厚汉学功底的基督教教徒,译者还是受到基督教教义影响,或多或少地在译文中显现出基督教思想,形成一个独特的他者的翻译。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5389037508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
网址: 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